寒门再难出贵子？一份对北大的调查得出的答案

　　向中下层“开门”

　　李中清的研究表明，建国后工农子弟比例提升，是因为中国在建国后，一直执行“教育向工农开门”的政策，大学招生时明确规定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工人、农民以及华侨、革命烈士子女。

　　1972年，苏州大学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中，农民子弟高达56％。但此后，农民子弟比例迅速下跌，跌至30％以内。

　　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地主富农子弟基本退出了苏州大学，中农、上中农子弟的比例也持续下降，而贫下中农一骑绝尘。

　　两所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，几乎都在1973年前后达到了历史最高峰，其中北大甚至超过了30％，此后有所收缩。

　　这一期间，干部子女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概率，要远远高于工农子弟。李中清团队引用了邓贤在《中国知青梦》中提及的数据，1972到1976年，70％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，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。

　　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农民子女的比例一度跌到谷底。苏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78年降到13％，是1949年后的最低点，此后有所回升，维持在25％左右。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％~20％之间，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％以上。

　　与农民子弟的情况类似，工人子弟比例也出现了较大下降。在整个1980年代，北大和苏大的工人比例持续下滑。一直到1989年以后有所上升。到20世纪末，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已经超过了20％。

　　研究指出，这种现象与1990 年代以来工人群体的不断扩大有关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工人只占工农总体的1/3左右，到1990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半，其中很多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。

　　从工农总体来看，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％~40％。苏大自1981年以来，只有3年低于39％，1994年以后则超过45％，1999年以后更是接近50％。

　　这说明，中国精英教育至少在21世纪初以前，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，起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“开门”的效果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干部子女在高考恢复后的增长趋势非常明显。在北大，干部子女从80年代的20％多，到90年代初期的30％多，1997年则达到39.76％。苏大干部子女也在90年代增至30％多。

　　李中清观察到，干部的性质在这一过程发生了有趣的转变。高考恢复后，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子女占比持续降低，但企业干部子女增长迅速，到2002 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。报告指出，这种现象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有关。

　　从1952~1999 年总体看，26.2％的北大学生是干部子女，37.46％的学生是专业技术人员子女，19.97％ 的学生有家长是农民，18.05％的学生有家长是工人。苏大的数据与之相似。

　　梁晨强调，他们的研究并非在说明中国高等教育越来越公平，而是试图证明，随着改革开放后财富不均的加剧，工农子弟的入学机会当然受到挤压，但中国的高考，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抵御了这种经济的入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