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资本研究50年

　　我已经向你们讲述了社会资本。它作为一项指标，准确预测了意大利的好政府。社会资本越多，则地方政府越好。同样成立的是，某区域内社会资本增幅越大，则孩子们的学业就越好。作为一项指标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预判出教育成绩。如果你对学校的教育质量感到担忧，你可以提高教师的薪酬，也可以增加社会资本。我告诉你们，增加社会资本是更好的选项。社会资本还有助于经济绩效。我前面已经讲过，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犯罪率，减少偷漏税。它还能促成更有效率、同时更少腐败的好政府。在这里，我还要多说几句。社会资本还是身体健康的预测指标。知道这一点，真的很重要。加入一个团体，那么你在接下来一年死亡的几率会减半；要是加入两个团体，几率会减少3/4。这不是只对美国人应验。我想在其他国家也同样成立。孤单生活，同吸烟一样，都是造成过早死亡的巨大威胁因素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既抽烟，又没有加入任何社团，那到底什么是健康杀手，还真说不定呢。且听老人言，如果你没法戒烟，那怎么着也要加入两三个社团，弥补身体这本钱!

　　我能听到，你们中有人在说：“得了吧，鲍勃，同他人交往可以有助于健康，这怎么可能呢?”答案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“社会支持(social support)”。说得明白些，如果你有很多朋友，当你生病时，就会有人给你送来鸡汤。或者说，当你老了，你摔倒在浴缸里，要是你有朋友的话，就会有人来照看你，救你这条老命。所以说，原因说简单也简单，同朋友保持联系，就提供了社会支持。但答案还不止于此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生理性的。放眼今日学界，关于社会资本和公众健康的研究，最有意思的关注就在于社交互动同生理学也就是人体机能的关联。

　　研究结果表明，同其他人待在一起，尤其是同我们认识的人在一起，会改变我们人体的机能。它构建起专业人士所说的“压力缓冲区”(stress buffers)。同他人更多交往，就会让你的身体更能适应来自环境、细菌等的威胁。有些研究非常有趣，它们证明，你的朋友越多，那你得感冒的几率就会越少。为什么会这样?你的朋友越多，那你就越有可能接触到细菌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，你身体的生化机能就会发生变化，你体内就会产生更多的保护抗体。

　　现在我得澄清一下，我是一名政治学的博士，可不是医学博士。所以说，我刚才所讲，并不是告诉你们“快点加入两个团体吧，然后就万事大吉了”。我说的是，科学研究已经找到了非常有趣的有力证据，也发现了新的证据，表明我们从生理构成上就是社会性的存在。我们作为一种生物，从构成上就是要同他人在一起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我们不太同他人相处，那我们的身体会变得不健康。老年人尤其如此。老年人更容易孤独，这是严重的危险。现在你们知道，为什么我总是要紧跟着我的妻子罗斯玛丽了吧。

　　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类型，正如人力资本有不同类型一样。人力资本只是指培训和教育。所以说，从本地汽修学校拿到一个文凭，或者从北京大学获得一个学位，会增加你的人力资本。

　　上面打的这个比方并不是说，你在北京大学获得人力资本的提升，就会帮助你修好汽车的瘪胎。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，是用于不同目的的。社会资本亦是如此。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，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，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社会连接的不同，有些社会关系网是将我同像我一样的人联系起来，而另一些连接则是将我与不同于我的那些人联系起来。第一种资本叫黏合性社会资本(bonding social capital)，它将我同其他白人、男性、老年、美籍、犹太裔的教授们联系起来。第二种是连接性社会资本(bridging social capital)，我要是有这种资本，就意味着在我的社会关系网中，可以发现不同世代、不同种族、不同社会阶级、不同性别的人。

　　做出这样的分类，我不是说连接性社会资本好，而黏合性资本就不好。要是你生病了，为你送来鸡汤的人，来自你的黏合性社会资本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大量的黏合性社会资本。我们需要同我们一样的人。但问题是，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民主国家，连接性的社会资本确实更重要。要有社会纽带，将我们与不同种族、不同社会阶级、不同性别或者不同国籍的人们联系起来。生活在现代世界，所有这些连接性的纽带都至关重要。

　　到此可以说，我们需要黏合性的社会资本，我们也更需要连接性的社会资本。但难题是，培养黏合性的社会资本易，而培养连接性的社会资本则难。我祖母就明白其中道理。英语有个谚语妇孺皆知，即物以类聚/人以群分(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)。意思很明显，羽毛颜色相同的鸟儿会待在一起。我祖母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资本，但是她明白，培养连接性的社会资本要比黏合性资本难得多。

　　所以说，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，真正的大问题，几乎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，并不是我们到底有多少黏合性的社会资本，而是我们所有的连接性社会资本还剩下多少。我接下来还会回到这个问题，但现在让我们继续我研究社会资本的学术史。

　　在意大利，我待了25年。在那25年中，我认识到一点：社会资本很重要。是什么指引我找到下一个研究题目的?首先不是学术兴趣，同我作为一名政治学者的研究旨趣无关，而同我身为一位美国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。1994年前后，我发现美国民主陷入很麻烦的境地。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，美国民主就其运转而言就从来没好过。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不信任我们的联邦政府。就是在1964年那一年，我开始在选举中投票。也许我可以做一假设，我很可能是美国民主衰退的原因，但是我必须要探究其他种种假设。

　　当时，我脑海中蹦出个念头，我此前作为一名学者在意大利研究的题目——社会资本，会不会同我作为一名公民回到美国后所关注的现象存在关联。刚开始时，这个想法只能说是很模糊。我对自己说，好吧，如果在意大利，社会资本构成民主的重要条件，那么怎么解释我们美国政府运转不良，原因也可能在于从1965年到20世纪末，我们的社会资本也在衰减。

　　但问题是，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假设。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如我的生活往常一般，很幸运，罗斯玛丽把我从困境中“拯救”出来。你们要知道，当时，美国最常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家长-教师协会”。就是那种在学校里把家长同教师联系起来的团体，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组织。当我们的孩子还在上学时，我同罗斯玛丽都参加了家长-教师协会。而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，这类组织总是在发展壮大。

　　直至某天早餐时间，罗斯玛丽递给我一份报纸：“瞧瞧这个，我们这里的家长-教师协会的成员人数一直在下降呢。”于是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也很好奇，这种现象是不是只发生在我们镇上。我们发现，整个美国，家长-教师协会的会员数都在下降。那么其他组织又如何呢?比如说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。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，从1964年开始，童子军的人数也一路下降。那些朋友团体又是什么样呢?在美国，所有的男人组织都以动物来命名，比如雄狮会，驼鹿会，麋鹿会，雄鹰会，还有浣熊会。结果表明，所有“动物俱乐部”也都出现会员流失的情况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同一位老熟人共进午餐，他是全美最大的连锁保龄球馆的老板。你们知道保龄球怎么打吗?在美国，它是非常受欢迎的游戏。打保龄的美国人，要比在选举中投票的还要多。因此保龄球是个大生意。我给他讲了我的研究发现，美国社团都在流失会员。他告诉我：“鲍勃，你发现了我们这行面临的主要经济难题。没错，打保龄球的人数在上升，但麻烦是，成群结队的球友却越来越少。”在我小时候，大多数人是成群结伴去打保龄球的。也就是说，人们聚在一起，五人组成一队，同另外一支五人队一起比赛。

　　我这位朋友的经济难题就是，如果你组队打保龄，打联赛，那你消费的啤酒就是单人打保龄时的四倍之多，经营者从哪里赚钱?钱在啤酒里，而不是球和球鞋上。所以说，他现在的处境说来也奇怪，光顾保龄球馆的顾客越来越多，但营业额却不升反降。后来，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另一位朋友，他这么说：“哦，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更常去打保龄，但却是在独自打保龄。”我当时就想，多么好的一个题目啊!所以这就是《独自打保龄》书名的由来。说真的，这不就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吗!

　　当我开始研究美国社会资本的状况时，我收集了大量的证据。在这里，我要给你们坦诚当时的感觉，一开始，我当然不知道这研究将会通向何方。开始时，我只不过是想要搞清楚美国正在发生些什么。但证据却每每让我感到震惊：那些我曾经以为人人都有的社会关联，全都开始萎缩甚至于枯竭。

　　要想测估社会关系网的历时变化，最简单的方法，不是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去测估社会组织。但务必要记住，社会资本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有很多并不是组织。比方说，有一群同事，每周五都出去喝酒或去图书馆，读书或者一道做点其他事，这就是社会资本。但这不是组织，只是人们聚在一起而已。在上海时，我看到一大群老年人在公园里跳舞。那就是社会资本。记住，它不是组织，但它构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网。

　　我们之所以关注组织，是因为许多组织都保留了它们的成员记录。所以说，你可以向前追溯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找到某个组织历史上曾有多少名成员。我有一张图表，其数据包括了美国32个不同组织的人员规模变动，时段覆盖了整个20世纪。从该图表中，我们可以读出，在某一组织所覆盖的人群之中，到底有多少实际上加入了该组织——比方说，全部孩子中加入男童子军或女童子军的到底有多少，所有中年男子中加入某一家“动物俱乐部”的又有多少，所有女性中加入妇女组织的又有多少，全部黑人中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又有多少人。

　　自20世纪初年起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组织。只有一个例外时期。在大萧条期间，平均而言，美国各类组织在五年内流失了过半数的成员。大萧条对社会联系的杀伤力极大。但随着整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走出萧条，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，美国很可能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组织繁荣。

　　每年，每一个组织都在吸收更多的成员。当然，美国人口的基数也在变大，但重要的还在于，加入组织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——更多的孩子加入童子军，更多的父母加入家长-教师联谊组织，更多工人加入工会……越来越多。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，突然、悄然且诡秘地，所有的美国组织都开始经历人员规模的缩水，成员数先是减少，然后暴跌，最后是断崖式的下降。

　　每一个组织都知道，它的成员在不断流失。当成员开始离散时，每个组织首先说的是：“我们要改变一下做事的方式了。我们要找到更有本事的人，让他负责招募会员；问题出在我们的组织上；也许我们要拿出更好的活动方案。”但如果你环顾整个美国，却发现每一个组织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染上某种怪病，这可能性有多大呢?不大可能吧，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。

　　我已经描述了组织成员人数的走势。但总有理由告诉我们，以组织来测评社会资本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，有可能我在采样时就没有选对组织呢。而且我在前面也说过了，并非所有的社会资本都是组织化的。也有可能，人们参与俱乐部活动更少了，但外出野餐聚会却更多了。我们不仅要看社会组织，还要考察组织以外的许多形式的社会资本。

　　于是，我们观察了美国人参与公共聚会的发展趋势。我们发现了一整套此前被尘封的民意调查，连续25年，每年都有问卷和数据。该民调表明，在20世纪70年代，回答说此前12个月中曾参加过公共聚会的，约占全体美国人的23％。到了我们开始研究的1995年，同比数据下降到12％。现在更是降到了8％。事实上，就在最近几个月，这一数字略有小幅上扬。

　　再看看普通美国人每年参加俱乐部聚会的次数。这一数据覆盖了所有类型的俱乐部聚会，而不只是我挑选出的俱乐部。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人平均而言每个月都要参加一次俱乐部聚会。但到了20世纪末，这一数字下降到每半年一次。而时至今日，大多数美国人压根不会去参加什么俱乐部活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