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资本研究50年

　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家庭娱乐中。美国从前曾有一种生活中的习惯，我们叫“晚餐派对”。但现如今，这种习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美国家庭内的晚餐，也大致如此。在美国，家庭晚餐曾经是再普通不过的事，但现在却难得一见。所以说，哪怕是在家庭内部，我们同其他家庭成员的联系也在减少。

　　再看看美国人是变得更慷慨，还是更吝啬吧。这个指标关注的是我们每年从个人资金里捐出多少来。20世纪前半叶，美国人，无论富有还是贫穷，每年多少都会捐出一些钱来做公益。整体上，人们捐出的钱越来越多，一直到1964年，又是个拐点，从此后美国人开始越来越自私。与此相关，我们美国人不再信任彼此了。我在这儿不会展示所有的细节，但大体而言，美国人的社会信任度，也即你是否相信他人，出现了急剧下降。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，此前大多数美国人会给出肯定的答案，但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却只会说不。

　　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。首先，社会资本有着许多类型和形式。其次，社会资本很重要。再次，回想下《让民主运转起来》，社会资本看起来极其稳定，500年的时间内都不变。然而，在我算长但也不那么长的人生历程中，我却看到了美国社会资本的崩溃。《独自打保龄》出版后，我获得了许多关注。为什么人们的眼球都紧盯着《独自打保龄》?为什么突然之间，全世界都在谈论《独自打保龄》?不是因为我多么聪明，而是完全出于偶然，我撞上了所有美国人都知道正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事情。

　　他们知道，若是同父母一代相比，他们的社会联系不再紧密了。但他们曾经在心里想过，认定这是他们个人的过错。也许他们的爸爸妈妈是真正的社交好手，但他们却很懒惰。聚会就在那里，只是他们不愿意去。但现在，来了这么一位哈佛的教授，告诉他们：“这不是你的错，全国上下，都是如此。所以别担心。”但讲真的，我在担忧，不是担心你，而是担心我们所有人。我们失去了连接。《独自打保龄》出版后，引发了大量的争论，我讲对了，还是一派胡言?我也热切地希望参与到公共辩论中去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作为一位学术人，我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去讨论我的公民同胞们所关切的议题。作为学者，不应该只关心他们自己那点鸡毛蒜皮的学术问题。学者不仅要思考他是否做对了学问，还要追问他是否做了对的学问。所以说，要想成为一位有社会担当的社会科学家，那你就要不停地同各类听众进行交流。很多学者有所质疑，要验证《独立打保龄》的对或错，这表明我们的学术体制运转有效。同行要去检验，才能确认我在书中所说是对的。我并不会因为挑战而感到被冒犯。我欢迎学术批评。结果也表明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我是对的。当然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上，至今仍有很多讨论，但可以说，大多数讨论目前都承认了基本的事实：美国人越来越“独自打保龄”。

　　最后，我要跟你们简单聊聊我最近写的一本书：《我们的孩子》。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在我已经谈到的社会变革同美国孩子的生活之间，存在什么样的关联?

　　在今日之美国，不仅有民主的衰落，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，日益衰减的社会资本，还出现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。接下来，我将给你们展示一幅大图景，概括出美国社会在过去三四十年发生的转变。

　　现在你们想象下，将所有美国人在这里排成一队，根据他们所占有的财富，队伍的那头站着最有钱的，比尔·盖茨就在那头；然后，在队伍中间就是普通的美国人；再接着就是穷人；最后是无家可归的穷光蛋。那么在过去40年中，美国人的收入分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?位居排头的美国人变得更加富有；而落在队尾的则穷到了无家可归；位居中间的美国人，变得越来越少。

　　从历史上看，美国人对经济不平等一向怀有摇摆不定的态度。不同于某些西欧国家，或者也同中国不一样，要是某些美国人占有巨额的财富，我们并不会感到太困扰。因为我们是这么假设的：人人起步于同一个起跑线，你成功了，取决于你的能力，还有你比别人更努力。美国人最在意的是，我们的人生应该从同一个起点出发，而不是我们应该到达同样的终点。

　　当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，我们向全世界宣告的第一件事便是，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。这就是美国梦了。你在美国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，应当取决于你自己，取决于你的劳动和能力，而不看你父母是谁，做了些什么。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，美国梦正变得越来越不真实。

　　在美国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。阶级隔离也在加剧，什么叫阶级隔离?我是指富人只跟富人居住在一起，而穷人也只和穷人一起住。至于那些贫富混居或者中等收入的社区，早已越来越小，居民也越来越少了。所以说，问题还不只是我们能有多少收入，而是我们能同哪些人关联起来。社会阶级的隔离日益加剧，这就意味着富家子弟上富人的学校，身边同学是同样的孩子；而寒门子弟上穷人的学校，同学都是穷孩子。这边，穷孩子要去读穷学校；而另一边，富家子弟就去读好学校，这就意味着他们仅仅接触到其他的富家子弟。社会阶级的隔离还会决定我们同谁结婚。富人家的孩子只会同富家子弟结婚，因为他们平时就在一起。反过来说，穷孩子就只能同其他穷孩子结婚。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啊!美国社会从前并不是这样子的，过去贫富之间常有跨阶级的婚姻。

　　我希望你们可以看清楚现在的状况。出生决定命运，命运可以继承。你出生在市镇的什么地方，就会生活在那里，也在那里上学，也就意味着你的孩子也是如此。要是出生在穷人区，你就只能同穷孩子生活在一处，只能去读穷学校。假设你能结婚，那也只能找到门当户对的穷家孩子。同样真实的是，在市镇富人区的那一边，社会资本仍然存在。家庭还维持着传统的结构：妈妈、爸爸和孩子们。在富人区，95％的孩子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因父母离婚而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只有5％；但在同一市镇的穷人区，大约70％的孩子要在单亲家庭中长大。这无关乎种族，不是肤色黑或白的问题。在美国生而为穷人，就是如此。想想看：美国大多数穷孩子都生活在单亲家庭，而且人数越来越多。

　　一般而言，他们会有一位单身的妈妈。谴责妈妈无济于事。如果要指责谁，我也会怪在爸爸头上。但问题是，如果家里只有一位成年人，那么养育孩子就要困难许多。单亲家庭在穷人生活中成为常态，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：穷孩子所能获取的资源，不仅是经济资源，还包括社会资源，同富家子弟所能掌控的，不可相提并论。所以说，在今天的美国社会，你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我所说的“剪刀差图表”。在图中，顶部一条线代表富人区的生活，而底边另一条线则展示出穷孩子的人生。结果表明，富家子总是好上加好，而寒门子弟却每况愈下。

　　事到如今，我们美国人可以做的事很多。要是我认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大概就不会写《我们的孩子》了。我们美国人要开始有忧患意识了，如何做才能缩小富家子弟和穷孩子的差距，不仅是经济的鸿沟，还包括社会资本的天壤之别。原因在于，这一边的孩子们，我的孙辈儿女，拥有许多人生导师。老师关心着他们，父母疼爱他们，教会里的牧师指导他们，邻居也喜欢他们。但在距此不远的市镇另一边，穷孩子却是孤单无援的。

　　这些孩子没法信任父母，因为他们的家庭早已破裂。他们没法信任邻居，因为他们居住在危机四伏的社区内。他们没法信任自己的学校，因为他们上的是不伦不类的学校。他们没有教练可以信任，因为他们连课外的体育运动都没机会参加。他们灰心丧气。他们不相信任何人。在写作《我们的孩子》时，我们曾访谈过一位年轻女孩，她在“脸书”上说：“爱，只会受伤；信，令你死亡。”想一想吧，在青少年阶段无法相信任何人，这样的成长意味着什么。这不仅伤害了这些孩子，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失败。我们为何走到今天这地步?回到20世纪50年代，当我在这个国家长大时，我生活在美国中部农村地区的一个小镇。那是一个适于长大成人的地方，在经济上算不得富足，但生活中满满都是社会资本。

　　当我的父母提到“我们的孩子”这个词时，他们总是会说：“我们的孩子需要一个游泳池。”他们说这话的意思，并不是要为姐姐和我修建一个游泳池。在他们的口中，“我们的孩子”这个词，指的是镇上所有的孩子。也许镇上所有人都要多交一点税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高中修建一个游泳池，为了镇上所有的孩子，每一个孩子。然而在过去三四十年间，“我们的孩子”的语义在美国已经大大缩水了。

　　现在，当人们说起“我们的孩子”，他们所指的只是他们自己生的孩子。当人们谈及生活在镇上那一边的孩子们时，他们会说：“好吧，这太糟糕了，但这不是我的问题。他们不是我的孩子。问题出在别人身上。”这样的想法，恰恰就是问题之所在。我们已经开始了一种大变迁，告别了这个“我们”的社会，而进入一个“我”的社会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看起来更为艰巨，也更棘手。

　　但到此，我还是要提出一个更普遍的观点：每当进入经济和技术快速变革的历史阶段，社会中就会弥漫着严重的焦虑，不平等日益加重。如任其恶化下去，就会感染到下一代人，事态就愈加恶化。这不公平，在经济上也是无效率的。

　　不仅是美国，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今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。但追溯美国的历史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在某些时期，美国人也曾面对同样的问题。世界看起来一片灰暗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着手修正这个问题，就要开始向积极的方向去努力。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，我仍在努力推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变革可以重新出现在美国。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，要想明天会更好，就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职责，不仅是做好的、富有挑战的、经验性的研究，而且要求我们认真对待研究选题，选择那些可以切实帮助我们的公民同胞的研究选题。